作为生活在冯太后原籍的人，对这一历史人物有所了解，但都是搜集、查阅史料所得，也根据自己的发现和感受撰写过赞颂其汉化改革事迹的文章。去冯太后建功立业、倾注了其爱恨情仇的地方看一看是我多年的心愿。四月暖融融的季节，我终于有机会赶赴那推行天下大同之地。

出衡水进曲阳就开始了山中之旅，河北的曲阳、涞源、山西的灵丘、浑源、大同等都被群山环绕。我们的车子在一座座山道上绕行、在一条条隧道里穿行，有的隧道甚至长达5公里以上。那些山有高有矮，有土山，有石山，形状不一，有的云雾缭绕，给人以神秘之感。长期生活在平原的人，对山永远充满好奇，而更加吸引人的地方，毫无疑问是这次旅行的目的地——那神秘的洞窟！

在大同市云冈区武周山东西绵延一公里长的崖壁上，有着一代皇朝的印迹。1600年以前，这里曾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对于北魏王朝来说，云冈石窟是一个浩大的皇家工程。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述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奇。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在统治者的支持、高僧们的精心策划下，先后共有四万多人经过几十年的开凿，出色地雕凿出了这一世界级的艺术宝库。二十几个大窟中，无不倾注了皇家的意愿，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背景，甚至当时的宫廷秘密。

进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清瘦和尚的塑像，即昙曜和尚。云冈石窟最早就是由他主持开凿，可以说“有昙曜，才有云冈石窟”。

北魏太武帝统一全国后，受到重臣崔浩的影响，开始崇信道教，自称太平真君。太武帝实施了持续6年之久的灭佛运动，直到太武帝被宦官所杀。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冯太后的丈夫）继位，开始复兴佛法。据说，文成帝与昙曜和尚偶遇，文成帝坐骑咬住昙曜和尚衣角，文成帝断定：“马识善人，此人定为高僧”，于是将昙曜和尚任命为沙门统（全国最高僧官）。

昙曜和尚被文成帝重用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开凿石窟复兴佛法的建议。文成帝甚喜，认为可以借机忏悔祖父灭佛之过，便批准昙曜建议，并承诺举国之力给予支持。和平初年（460年），文成帝下诏开凿石窟佛像。昙曜作为最初的总设计师，开窟地点，选在了平城以西武州山砂岩结构的断崖。

据考证及专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昙曜开凿的五窟内五尊巨大的主佛，寓意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第二位皇帝明元帝、统一北方曾经灭佛的太武帝及景穆帝、文成帝。初始，吸收了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类艺术风格及文化，集中了当时北魏国内及周边国家的最高水平工匠夜以继日地开凿。

在昙曜之后，北魏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465-494年），云冈又开凿了十二个石窟，即第1至13窟（第3窟未完成）。那个阶段是冯太后和孝文帝于平城统治期间，云冈石窟的开凿也进入到最为鼎盛的阶段。

冯太后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她的政治作为，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早在北魏开国初期，道武帝拓跋珪仿西汉武帝制定了异常严苛的“子贵母死”制度，其目的“不令妇人参与国政”。具体做法是“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

这项制度对于没有生子的冯太后没有任何制约，而献文帝和孝文帝的生母却因此制度被先后处死，杜绝了外戚势力参与朝政，为冯太后创造了操纵两朝皇权的机会。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被处死后，年幼的拓跋弘交由冯太后抚养。冯太后将拓跋弘视如己出，悉心培养教育，赢得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赞誉。

和平六年（465年），12岁的太子拓跋弘继位，即献文帝。这时，车骑大将军乙浑掌控朝政大权，积蓄力量，有取代献文帝的意图。冯太后察觉到乙浑图谋不轨后，先下手为强，将其铲除，保证了江山的稳定。

皇兴元年（467年），拓跋弘的儿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非常高兴。献文帝成年后，冯太后归政献文帝。结束了第一次临朝听政之后，冯太后将年幼的孙子拓跋宏以抚养的方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与献文帝所代表的鲜卑贵族势力进行了宫闱之斗，最终取得了胜利。

献文帝之前一直对冯太后临朝听政不满，得到权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罢黜冯太后的亲信。冯太后虽然不满，但选择了隐忍，没有发作，直到几年后献文帝处死李弈，冯太后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李弈是宿卫监，外形高大威猛，而且多才多艺，得到了丧夫后空虚寂寞的冯太后的垂青，并发展成她的男宠。

献文帝对此深恶痛绝，找机会干掉了李弈。冯太后联合亲信大臣向献文帝施压，逼其禅位给儿子拓跋宏，即后来的孝文帝。《魏书·天象志三》记载：“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

18岁退位为太上皇的献文帝，仍联合鲜卑势力与冯太后的汉族势力抗衡，几年后，献文帝“暴崩”。

冯太后二度临朝听政，孝文帝“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

冯太后及孝文帝先后主持改革，建立新制、改易汉俗，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等，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

自昙曜高僧选择在武州山开窟造像开始，“皇帝即当今如来”的造像背景便始终贯彻在随后所营建的诸窟当中。雕凿巨大的佛像象征着北魏历代皇帝，不仅仅满足了鲜卑人入主中原后的民族自尊，还有效解决了统治者的政治需求。这种造像背景是鲜卑人的创造，也是云冈石窟的特色之一，并且一直延伸影响到了后来的龙门石窟造像。

去过大同云冈石窟必定都对规模最大的双窟第五窟、第六窟印象深刻，其中主像高达17米，是云冈石窟中最高大的雕像，为云冈大佛之最。盘膝端坐，占据了整个洞窟后室近三分之二的空间，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气势。

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普遍认为，第五窟是孝文帝为父亲献文帝祈福专门开凿的，它肯定了献文帝的政治地位和军事业绩。第六窟是专为冯太后所雕凿，肯定了冯太后临朝的合法性及现实。这组双窟创下了云冈石窟两个之最，即最宏大和最华丽。

第五窟，犹如一座宏伟的艺术殿堂，是云冈石窟中造像内容丰富，保存完整，雕刻精美且具代表性的一座洞窟。清代曾对主尊造像进行过包泥彩绘，面部贴金。东侧胁侍佛身躯也进行了重新包泥；而西侧的胁侍佛将清代的泥塑剥离，露出北魏的原雕，造像清秀俊美，比例适中，线条流畅，是难得的艺术佳品。还有供养人像，除面部外其余部分已风化，但表情恬淡，刻画出一位少女的纯洁与天真。第六窟，富丽堂皇，雕饰精美。巨大的中心塔柱是云冈石窟现存佛塔中最高大的一座。和第五窟一样，主尊释迦摩尼坐像，清代曾包泥彩塑。周围佛像、菩萨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或手持供品，或手持乐器。四壁雕刻乐器据说有123件，是云冈石窟雕刻乐器数量最多的一窟。这一窟最大的看点是佛传故事图，是现存最早的宗教题材的石刻“连环画”，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位于第二十窟的释迦摩尼佛坐像为露天造像，是云冈石窟中无可争辩的象征，是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博大精深艺术的再现。由于窟前立柱崩塌，雕像外露，俗称“露天大佛”，佛像高13.8米，面相方圆，广额丰颐，高鼻深目，自信、喜悦写满脸颊。身上的半袒右肩式袈裟质地厚重，凸起的衣纹表现了犍陀罗造像艺术的雄浑刚健。主佛东西两侧为立佛，东立佛保存完好，西立佛被毁。这一处是海内外游客聚集的地方，朝拜者络绎不绝。

北魏王朝在冯太后二十多年强权治理下，政治制度齐备，改革事业顺利开展，内无大的宫廷斗争，外无军事战争，相对有一个社会安定的大环境。

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九月去世，葬于方山永固陵。

在冯太后去世之后，北魏依旧在冯太后的影响之下。孝文帝刻意“毁瘠，绝酒肉，不内御三年”。十个月后在方山冯太后的陵侧修建了自己的寿宫，做出皇帝寿陵为太皇太后陪葬的举措。包括在云冈石窟营造精美豪华的专祀冯太后的佛母塔洞以及气势恢宏的为献文帝祈福的第五窟，一方面抚慰献文帝旧臣鲜卑贵族势力，一方面迎合冯太后汉族势力，将冯太后和献文帝这对政敌的生前不可调和，作了死后的褒奖和慰藉，巧妙地作了平衡。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辞别永固陵，以南伐萧齐的名义率众百万南下，在途中终止南伐胁迫群臣迁都洛阳。迁都是孝文帝实现宏伟抱负进一步统治中原之举。孝文帝深受冯太后的影响，在洛阳将冯太后推行的汉化政策发扬光大到极致。

平城从此失去都城的地位，北魏皇家在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随即戛然而止。北魏都城迁至洛阳以后，云冈继续凿建的均为民间自发，都是一些中小型的洞窟，主要集中于崖面西部，开凿周期总共仅有短短的60年。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我国的石窟发展史上，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便是云冈石窟。它还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又是中国四大石窟开凿周期最短的一个。

在云冈石窟，不仅石窟引人入胜，飞檐翘角的阁楼也极为壮观，只可惜很多都毁于战火或自然灾害，只留下一个又一个当年大型房梁的洞口，由此令我们依稀能感受到当时阁楼的庞大规模。难能可贵的是第五窟前有清顺治8年建造的精美壮观的5间4层木结构阁楼。遗憾之处有，一些佛像的头部缺失，因风雨侵蚀风化有之，但绝大多数为被非法盗取，很多头像珍藏在他国的博物馆里，这也从侧面彰显出旧中国屈辱的历史！

1600多年的石窟曾经历过数十次的大地震，但基本没有大规模损毁，这得益于石窟的结构之巧妙合理。

大同一行，我看到了作为冀州老乡的冯太后在北魏平城和历史时空中的存在。至少能体现冯太后历史功绩的遗存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第一至十三窟为冯太后摄政时期所开凿）、方山永固陵（冯太后墓）、成为历史名城的大同。更加体现冯太后业绩的是结束了南北朝乱世后，她推行汉化改革，将中华文明推向又一个高度！

云冈石窟，一部北魏历史、一条走向盛唐之路……

作者：李润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