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第三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身着两个兜儿的军装回故乡景县的小村探亲。那时的军人符号很简单，军装的材质是时兴的“的确良”，看着倒是比原来的棉布军装挺括多了，实际上散热性很差，训练一出汗就会渗出碱花，与现在的军装不能同日而语。当时取消了军衔制，官兵的军衣只有四个兜儿和两个兜儿的区别。

进了家门，老屋在我的眼里显得比当兵前矮了许多，里间屋的门，我只有低头弯腰才能进得去。父亲望着近3年未见的儿子，问：“三儿，你是不是又长个儿了？”母亲则久久盯着我身上的军装打量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再见到父母就已是1980年的春节了。彼时，我在部队已提干两年，两个兜儿的军装换成了四个兜儿的“军官服”，一大家子人在院子里的老枣树旁照了张“全家福”，父母搂着他们的大孙子坐在前边，我穿着军装和兄嫂弟妹站在他们的身后。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转眼到了1983年的春天，父母带着他们心爱的大孙子，到石家庄看望大学毕业刚在省城参加工作的四弟。我闻讯后也抽周末时间从保定的军部赶到石家庄与他们团聚。我们一起走进一家名为“虹光”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合影。那时父母都还不满60岁，照片上的我和四弟也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我身着冬军装，郑重地与四弟站在父母的身后，留下了难忘的历史定格。现在回想起来，端坐在两个儿子前边、依旧搂着他们的大孙子的父母那时候应该是满心欣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奉命到位于祖国西南边境的老山前线参战。在父母的第一封后方来信里，说是想要一张我在前线穿军装的照片。于是，我就专门穿着换发不久的85式新军装在者阴山下的驻地后山上照了一张彩色照片，寄给远方的父母。后来父亲来信说，他揣着我那张前线彩照，到东北三省旅行了一个来月，遇到在那里生活的亲属和友人，都要拿出照片给人家看，并对人家说：“看，这是我家三儿，参军不满10年已是正营级，正在老山前线打仗呢！”舔犊之情跃然于心。

再后来，父母随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四弟进了省城，我在清风店的军营里任团政治处主任，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的时间相对多了。有一次父母看我身着便装，就问：“三儿，你怎么没穿军装呢？”我对他们说：“部队有新规定了，节假日提倡官兵着便装。”父母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哦，还是穿军装好看。

记得那一年，我调了上校军衔，去石家庄出差时顺便去看望父母，一进门，母亲就惊奇地说：“三儿，你肩上又多了一颗星啊？”

我知道，父母最爱看我穿军装的样子，并非军装真的比时髦的便装好看多少，也并非是单纯的“望子成龙”情感的表达，而是因为这身军装寄托着他们的夙愿。同是老党员的父母，把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子女能为国家效力看作此生最大的光荣。父母那一辈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部队去，保家卫国，报答共产党的恩情，是他们久有的心愿。这军装象征着和平与幸福，承载着感恩与责任。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父母在世时，我无论是在保定、北京，还是在山西、内蒙古工作，每每去探望他们，多是愿意穿着军装去，陪父母散步、聊天儿，看着他们心满意足的样子。直到他们十几年前相继离我们兄妹远去，我穿着军装为父母送别……那光景，相信天国里的父母，一定还会看到的。

几十年军旅生涯中，父母那喜欢看我穿军装的眼神儿，早已化作一束照亮我前行道路的光，照耀在我走过的祖国南北的大地上。

作者：马誉炜  编辑：李耀荣